个人任性，似乎纯粹属于心理学领域，不应参和社会历史问题。决定历史的似乎仅仅是那些宏观的要素：技术、经济、实力、舆情等等。但也有与此相反的意见：个别人物的任性，可以改变历史，甚至创造历史。这种看法，不免被讥为肤浅之见。只是，真实的历史恰恰经常为那些“肤浅之见”提供例证！本文展示的例证或许能够证明：政治人物荒唐放肆的任性，可能催生出搅动天下的历史后果！
理性的历史观
对于世界的观察，首先是针对具体的、有血肉之躯的个人，尤其是针对你熟知的、有机会直接面对的个人；这种观察提供了鲜活、直观的印象。只是在这些具体材料的基础上，才可能进入某种综合的分析，然后导向抽象、整体的社会历史结论。
对于社会历史的这种观察法，并非出自什么深刻的哲学洞见，恰恰是出于人类常识的提示，几乎带有本能的特点。而且可以说，在愈早远的历史时期，人们的关注愈偏向个人性格，而不是强调什么普遍的历史规律——人类的早期历史认知，哪来什么历史规律！早期的历史著作，主要是一些或详或略的史事记载，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故事汇编；更等而下之者，甚至只是汇总简短记事的流水账。人类认知以这种方式切入历史，并没有什么可惊之处，恰恰符合人类认知发展的真实历程，符合人类的常识与经验。
只是在走过很长一段路程之后，人类才逐渐形成一些抽象概念与综合见解，才出现后来称为“历史学”、“政治学”的东西，它们在古代最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，已经呈现雏形。后来人们愈来愈偏爱抽象综合，愈来愈高看哲学，将几乎所有已知的知识归入哲学之内，乃至历史学、政治学等等都成了哲学的领地。渐渐地，对于世界的认知被归入到某些教条，仅仅依据这些教条的逻辑推断，成了获取新知识的合理方法。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智慧的、理性的，它逐渐高踞于更古老的经验归纳方法之上。
这就是知识史上的理性方法的发端。
理性方法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发展，其间受到教会人士、特别是经院哲学家们的大力推动。这些发展导向理性主义的形成，后者在文艺复兴期间形成了第一次高潮。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巨星般的天才人物，包括达芬奇、米开朗琪罗等等，多半是大学者兼艺术家，是有史以来最开放、最活跃的人物，却又自觉地服从于理性的指导，他们以自己的博学、权威奠定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基础。
早期的理性主义者不无盲目地相信：仅仅凭借少数理论原理以及不多的知识，他们就可以推演出整个世界！这种思路，首先在数学、力学、物理学等领域获得了辉煌的成功。正是这一类的成功，更坚定了理性主义者的信念，直至将他们推进到偏执的程度。
这就开始了理性对于科学、文化的统治——真正专制的统治。
这种理性统治在历史学领域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，那就是理性的历史观。不妨给这种历史观一个最简单的表述：
历史服从于少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，对这些规律的理性推演，即可解释人类的全部历史，而且可以据此预见未来的历史进程。
理性的历史观在其发展中，产生了一个更极端的支派，它进一步断言：历史不仅决定于历史规律，而且仅仅决定于物质因素：生产、技术、财产、财产所有制等等。这种观点的出现恰逢盛世——物质生产的大发展时代，由航海、地理大发现激发的商业、技术进步，催生了财富的爆发性增长。这种形势促成了强调物质因素的历史观的系统化，后者最终上升为一种强固的哲学。
众所周知，这种哲学的大名唤做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。顺便强调，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家发明；尽管在学术界的流行意见看来，马克思几乎是其名字与唯物史观捆绑在一起的唯一西方学者。
这样，唯物史观通常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。
最任性的信徒
直到此处，我们的表述都几乎是纯理性的风格，似乎并不真正涉及“任性”问题。现在就该“任性”出场了。首先给你一个惊奇：最反理性的“任性”，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典型表现；而历史唯物主义者，通常被认为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。
理性主义者任性，或者说，理想主义的信徒任性！这岂不是荒谬的矛盾？实在匪夷所思。但事实就是这样：最高的任性就是属于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。这就不免让人迷惑：此中逻辑何在呢？
为解释其中的逻辑，还需要一个词：唯意志论。这个词的意义无需解释，顾名思义好了。简单地说，“唯意志论”无非是意志的任性。
这个分析的下一步，就需要将唯意志论与唯物史观关联起来了。不过，这种关联并不基于理论推演，而仅仅诉诸实践。首先，至少在字面上，唯物史观与唯意志论似乎并不搭界。因此，说唯物史观在实践领域陷入唯意志论，初看起来并不令人信服。这个问题不能由理论来回答，只能由事实来回答。
下面的回答又需要一个中介，它就是威风凛凛的权力！绝对地被权力管治的人——你我无疑都是——当然最容易理解：权力正是世界上最依赖于意志的东西；由权力来竖起唯意志论，实在最自然不过。另一方面，唯物史观恰恰具备通向权力的机会。当然，在字面上唯物史观并不必然地掌握权力。但诚如马克思所言：
理论一旦掌握群众，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。
拥有巨大物质力量的唯物史观掌控权力，就只待适当的机会了；而这种机会在历史上不可胜数。至于具体事例，查查历史就够了。
这样，从唯物史观到任性，就用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连接起来了：
唯物史观掌握群众，进而转化为物质力量；通过物质力量夺取权力；权力催生出唯意志论；唯意志论则几乎等同于任性。
至此，历史唯物主义者任性，就不再是一个武断的虚构，而是一个被确证的命题。即使不是每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任性，至少可以断言：历史唯物主义者一定会吸引一大批信徒，这些信徒将掌握社会权力，并任性地支配其权力。
如果对于上述分析的逻辑方面仍然存疑，那么，更合理的方法是直接求助于事实：你不妨看看你的周边，看看那些握有“宇宙真理”而高踞于社会之上、并成为人类教师爷的人；如果他们还不算任性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任性之人了！
或许，你仍然心存疑虑：总该展示一个实际的个人吧。没问题！这种人要多少有多少。大名鼎鼎的康生就是。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头号理论家，康生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者，而且还是顶尖的！至于康生是否任性，就不必解释了，他的任性可不是什么耍耍书生坏脾气而已，那是真正索人性命的！康生曾长期逗留苏联，被传授了克格勃的十八般武艺；在1940年代的“抢救运动”及文革中，康生用他那全套本领要了多少人的命，全记在案卷中了，后世人是绝不会冤枉他的。
在今天，康生算不上什么特别有影响的人物，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。或许你会持疑：他真的很任性吗？他有这个资格吗？确实，康生当然不是最任性的人；那是因为，还有远比他更任性的大人物在，这就是他的上司！
登峰造极
确实是这样，我不知道还有谁是比之更任性的人。
这位大人物当然是为历史划了时代的人，也是曾翻转乾坤的人。人们之所以记住他，应当是因为其他更堂皇的理由，怎么能仅仅依据其任性呢？这或许会让你心存疑义。我不打算预先做什么直接解释，只是提供一些你可能欠了解的事实。在我们的时代，只有事实才是真正最有力量的证人。况且，“事实”大概没有可能任性！
让任性发威的，也不一定是什么军国大事；或许，恰恰在较平常的事情上的任性，更能说明问题。
在延安迎娶上海女星，无疑是当仁不让的个人权利。但已经到了那种地位，就不能不另当别论。当时几乎所有高层人士都持异议，只是因深知其任性而不便劝阻。只有张闻天这个憨鸟才不顾脸面，写了一信直言不妥。张当时是总书记，想必认为这是其职责所在。结果当然不出于众所预料，迎来的是勃然大怒：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！我就是偏偏要结婚，而且就在明天，马上请客！
建政之初，梁漱溟作为政府委员参加了国务会议，他在发言中批评工农差别太大，建议政府提高农民生活水平。领袖当即反驳：你敢班门弄斧！难道你比共产党还高明，要你来告诉我们如何爱护农民？火气越来越大，下面的话就更让梁漱溟丧胆了：你梁漱溟就是一个杀人犯！人家用硬刀子杀人，而你却是用软刀子杀人！见过这种场面的人，此后哪里还敢说话？
1960年代其权力就更非昔比了，气派也大不一样。在广州举行的一次高层会议，二号人物告以正在北京主持某个会议，需要稍待片刻。又是一次勃然大怒：立即派陶铸坐专机赴京催其速来而且交代陶当面传话：我倒要看看，是哪个皇帝敢在我头上拉屎！这种雷霆万钧肯定是史上无二，多少个刘少奇也别想扛得住。
任性管用？
现在该进入本文的中心论题了：“任性”能够致胜吗？或许不妨换成稍软化的问题：“任性”管用吗？
管用！当然管用，而且有时特别管用。
何以见得？说来就话长了。首先指出，所需的证明可分为理论方面与事实方面。
理论从来都不太管用，用来论证“任性管用”也未必有效。
不妨试试。唯物史观能帮上忙吗？前面已经论证了，唯物史观如何最终导向任性。或许正是这种逻辑，能够说明任性管用。但可能让你沮丧的是：没有任何唯物史观文献正面提到，任性能够发挥历史作用。无论是否有这种潜在可能性，循这一方向做出文章来是没希望了。做不出文章的理论就不顶用了，不如暂且搁到一边。
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理论不顶用；至少，诸如唯心史观、英雄史观、唯意志论等等，都可能帮上忙。但鉴于熟知的理由，还是远离所有这些有明显牌号的理论，而仅仅依据当代常用、但并不贴明显标签的那些流行理论观点。
这类观点的一个核心思想是：历史并不遵循什么必然性规律，不能断然排除多种可能性。就是那些看来概率不高的可能性，一旦机缘巧合，就可能成就大事。而历史的机缘何在呢？重要历史人物的关键举措，很可能就是拨动历史机缘的引线；而这种引线的出现，很可能恰恰就是某个强人的一时任性！
有了！这就是“任性管用”的理论证明。
偏好理论的人是否认可上述证明，不得而知。至于不欣赏理论的人，就不必说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当代许多理论都口碑欠佳，在公众中缺少公信力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宁可使用实证方法了。
实证方法依赖于一定统计分析，在这篇短文中显然不能这样做。这样，就只能提出若干例证，它们不具备逻辑证明的力量，却不乏启示历史思考的说服力。倘能起到这种作用，岂不足矣！
如果我说希特勒是“有史以来最任性之人”，大概不至于有人反对。德国精英阶层有“理性”的名声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欣赏希特勒的任性，不得而知。但还是得承认，至少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，希特勒那种力排众议的任性，恐怕在其统治集团中也会被承认。此处要说的是在1936年前后，希特勒任性地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冒险。素称稳健的德国人，肯定一开始都以为希特勒疯了。最突出的一件事是：他竟然派一个营去收复法占莱茵地区！而他居然成功了，法国人没有抵抗。究竟是希特勒准确地估判了软弱的法国政府不会抵抗，还是希特勒纯粹是想冒险试试运气，今天已不得而知。能肯定的是，希特勒的一系列诸如此类的“任性”，既让纳粹德国赢得许多机会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“任性”塑造了希特勒神一般的形象。
讲坛形象远不及希特勒的斯大林，论任性则一点也不差。二战中，斯大林未必得到将领们一致支持的一件事是：1941年“十月革命纪念日”，斯大林坚持冒险照常进行“红场阅兵”，那时，在德军兵临城下的严峻形势下，莫斯科危如累卵。事实证明，斯大林的这一决定对于稳定士气、守住莫斯科战线，起了重要作用。而在当时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，高级将领们能不觉得斯大林太任性了吗？
今天，完全从官方教科书中了解历史的中国人，根本不知道在1950年秋季的中南海，领袖有多孤立：几乎没有人赞成他出兵朝鲜的决定。但是他就是力排众议，坚持了他的主张，并说服彭德怀协助他做成了这件事。这件事对于中国现代史影响深远，是祸是福此处不论。这里只是说，在那种众意难违的局面下，如果不是极端的任性，就绝不可能贯彻自己的意志；而一步之失很可能造成全线崩溃，其后之事就难言了。那样一来，于国家多半是好事；但对于志在一生伟业者来说，就可能是无可挽回的失败！
本文在说到“任性”的作用时，基本上偏于其正面功能。而在实际上，“任性”的作用远非如此，通常负面功能更加触目惊心。但那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，此处不论。“任性”几乎就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，任性坏事，是众所周知的常识，不会有人公然赞赏“任性”。本文忽略这一方面，其用意就在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