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中国一句几乎成了民谚的话是：“吃二遍苦、受二遍罪”；至于“一遍”在何时，其理解则可能因人而异，可能是“辛亥前”，也可能是“解放前”；而在当下，人们更容易想到的多半是“改革开放前”。但现在我就要斩钉截铁地告诉你：回到“改革开放前”那种事已经不可能啦！如果确信这一点，那么，少数盼望“热情燃烧岁月”的人，可能会大失所望；而那些仍然钟情于改革开放的人，也未必就能高枕无忧，因为，“回不去”并不意味着就是继续“改革开放”，也可以比“改革开放之前”更坏呢！
不可逆转
“不可逆转”是许多人爱用的一个词，尤其是那些完成某次变革的胜利者，都不免要昂首挺胸地站在失败者或者观望者面前，信心满满地说出那句气势如虹的话：不可逆转！至于是否真的不可逆转，最终恐怕还得由历史来回答。
不过，在许多、甚至是大多数情况下，“不可逆转”这种话确实能兑现。因此，你一旦成就大业，不妨立即宣布“不可逆转啦”！而不必踌躇再三、左顾右盼。如此自信的理由很多，最主要的理由无非是：历史常常站在胜利者一边！你可能仍然疑惑在心：历史在哪？怎么能相信历史就一定眷顾胜利者呢？那么，我不妨告诉你：最普遍的历史经验所提示的结论就是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成功，都没有在其成功的第二天就立即消失；它或许不会与世长存，但总不至于转瞬即逝，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；在其依然维持的那段时间内，“不可逆转”这句话当然有效，人们也不得不信。
只是，前述的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答。仍然有人会问：何以如此？历史何以如此眷顾成功者，让其保留一段时间享受成功的快意？这是天意吗？上天也未免太慷慨了吧！
上天确实就会如此，但并非出于慷慨，而是服从于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，它的名字叫惯性！
没错，就是你在中学物理课程中学到的那个词，它出自大学者牛顿。不过，此处理解的意义更宽广些，遍及宇宙间万事万物，并不限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运动。任何事物都有惯性，这意味着：
任何事物都将维持现状不变，除非它受到足够大的外力的干预。
要多大的外力，才足以改变事物的现状？外力必需大到足以克服其惯性；惯性愈大，改变现状所需之外力就愈大。
如上结论，能够如同牛顿定律一样，可以称为一条定律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不过，这件事并不值得关心，在本文中值得关心的只是：你总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：
改革开放不可逆转，除非发生不可抗拒的外力干预，它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赖以存在的条件。
利用已经交代的惯性概念，就可以将上述结论简述为：
在惯性起作用的范围内，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。
或许，你依然不免心中戚戚：“不可逆转”的理由也未免太平凡了：惯性而已！此中哪有什么高大上，哪有什么崇高性？这种理由尤其不能使那些习惯于崇高感的人满意。
幸好，我还准备了足够多的其他理由，那些理由或许更能说服在“特色”环境下生活的人。下面我就要说到：“改革开放”之所以不可逆转，还有其民生理由、制度理由、队伍理由。
“活着”第一
为“改革开放不可逆转”辩护的人，其实有一个最简单、或许也最有效的辩护方法，那就是质问对方：如果“逆转”了，你能承受吗？
今天的大多数人，对于“改革开放前”没有什么直接体验，不免发生疑问：“改革开放逆转”真有那么可怕吗？
对此最简单的回答是：废止“改革开放”将危及活着！
我估计会有许多人立即表示“不相信”：也太危言耸听了吧？即使没有改革开放，怎么也不至于饿死。
真的，是否改革开放，直接关系到国人的生死吗？有一口饭吃不难啊。最近一次饥荒离今天也有60多年了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。
然而，最近一次突发事件提醒了人们：饥荒其实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遥远，或许它就在眼前！难道你没有听说，在最近上海的“抗疫封城”期间，就有人濒临饿死、或者真的饿死了吗？当然，这或许只是个案，但这也足以毫不含糊地提醒你：在文明昌盛的21世纪，在衣锦繁华的富贵之都，那些从来不知饥饿为何事的人，完全可能活生生地被饿死！
现在你该知道了：文明社会中的人，生命就有这样脆弱，简直不堪一击！这也实在太令人震惊了！
不过，我仍然相信，即使有上述的一些个案摆在眼前，许多人还是可能不相信：今天竟然可能出现大饥荒！尤其不能相信，陷入饥饿之中的也会有自己！自己是金枝玉叶啊，饿肚子那是什么人的事？平常根本不将一碗米饭、一个馒头放在心上的大城市中产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也将有挨饿的那一天，那都是“传说中的穷乡僻壤”的穷汉的事啊。
高贵如你，或许根本就不愿听什么“饥饿的学说”，而我恰恰觉得有必要给你讲讲这种学说。创立这一学说的，是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、世界银行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亚蒂·森。森的一个著名观点是：摆脱饥饿的最基本、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武器，并不是土地、财富、技术、权力等等，而是人人应有、却经常被忽略的一件东西，它唤作
自由！
然后，森用世界史上的大量事例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：正是自由的丧失可能招致饥荒。我不知道，是否全世界都相信了森的证明。但我不能不相信，至少中国的两个事例能够证明森的结论，其一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上海封城；其二则是大跃进年代的恐怖大饥荒。至今仍然有人在坚决否定那次大饥荒，但我相信，任何有良知而又不失眼光的人士，不至于坚持这种否定了。
那么，如何将大饥荒归因于不自由呢？森的解释是：不自由禁绝了人们的自由流动，从而让饥饿的人群得不到自己找食的机会。杨继绳、朋克等人对中国大饥荒的详细研究，完全证实了森的解释；不抱偏见的人也会承认，森的解释也适用于上海封城这种情况。
但是，森的解释是不充分的。
我要作的补充是（不妨限于考虑中国的饥荒）：在大跃进之后的那些年，中国农民不仅没有“找食”的自由，更重要的，是没有用自己的力气生产粮食的自由。孙中山先生早就宣布，他的建国理想特别包括了“耕者有其田”。在国共内战时期，大力宣传的“耕者有其田”动员了亿万农民“为土地而战”。但在合作化之后，农民就不再能自由经营他的一亩三分地了。
集体化导致饥荒的机理就这么简单，任何不抱成见的人都不可能想出反对的理由。而且苏联、乌克兰、朝鲜等国家的血淋淋事实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乌克兰是全世界著名的膏腴之地，在良好条件下它甚至不难养活半个世界！ 但就是斯大林的集体化活生生地夺去了600万（有人说1000万）乌克兰人的生命！如果没有这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史，今天的乌克兰大概还不至于那样决绝地拒绝俄罗斯！
现在，“回不到改革开放前”的理由就自然浮现了：如果那样的话，亿万农民将首先反对！即使农村的新一代不知道饿饭的滋味，他们的父辈一定会告诉他们！城市人也不能置身事外：一旦农民真正失去了他们的一亩三分地，一旦没有农民老伯的辛勤耕种，城市人就等着南街村、华西村来负责餐桌吧！
“活着”很美啊，但倘若没了不辞辛劳地为你生产粮食的农民， “活着”的美梦就不现实了，遑论其他！
制度惯性
本文开头一节中已经提到，其所以“回不去”的最基本的理由是维持现状的惯性。那么，具有显著惯性的事物是哪些呢？并不需要太多的观察就可以看出，制度就是一种惯性很大——如果不是最大——的东西。此处所说的制度包括各色各样的制度，并不一定指“社会主义制度”这种根本制度；例如，工资制度就是一种常见而且重要的制度。制度惯性的大小与制度的类别有关。此处说“制度的惯性很大”，当然是相对于制度之外的事物来说的。例如，“奖金”一般未成为制度，带有较大的随意性，其惯性就明显小于工资制度。
在“后三十年”中，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新制度，简直多不胜数，它们都有或大或小的惯性。如果某个强人宣布“中止改革开放”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制度的惯性，将所有这些制度退回到“改革开放之前”去。可以想象，对于“退回去”的抵制将非同寻常，即使那些人们未必喜欢的制度也是如此。要放弃习惯了的东西总是很难，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。
正如已经指出的，这就是惯性的力量。
我敢说，你多半不喜欢改革开放之后的工资制度，因为你永远觉得自己拿得比别人少。但如果哪一天有人告诉你：还是恢复以前的工资制度，而且递过改革前的老工资单，就该看你如何发飙了！你大概也不会喜欢今天的高考制度，恨不得说它就是最坏的制度。但如果突然宣布恢复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制度，而且你的子女不在被推荐之列，你不会捶胸顿足吧？
我相信，仅仅是这些制度的复旧，就会引起普遍的恐慌。但这些还远远不是最严重的，就说一个更坏的消息：如果哪一天早上宣布恢复人民公社，所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立即作废，那么用不着多少时间，你就将为每天填肚子的问题发愁！
在考虑过这一切之后，你还能说“制度惯性”无足轻重吗？还不在乎某个狂徒不断叫喊“退这退那”吗？
何处招兵？
如果有人问“回不去吗？”那么不妨首先发问：要回哪去？是回到“改革开放之前”，还是回到“文革之前”？这两种“回去”都非同寻常，恐怕不是悠闲度步回去，很可能得“杀回去”或者“威武还乡”，而这就不免要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！恐怕就有难处了。
对于今天那些不知“祖上在何处”的年轻人，和他们谈什么“回改革开放之前去”，他的最初想象只能是：你是想玩“穿越”吧？去逛逛也不错啊！动作快的会立即换上红卫兵服装。但一旦知道你打算玩真的，我敢打赌，真不会有几个人跟你走！且不说他是否吃得了这份苦，只要他问你：我的ifon呢？我的电游节目呢？你就知道他不太可能跟你走了。
真的得认真考虑一下：究竟有多少人真愿意“回去”？这事随便说说可以，真要细究起来就不简单了。阅历多一点的人，知道走这条路叫做“复辟”，尽管张勋觉得那很荣耀，要其他人也这样想就不一定成。这就是第一个难题：何处招兵？要是拉不起队伍，你凭什么去杀回马枪？
关键是你竖的旗就没有号召力，号召回到开放前，还能吸引追随者？如果将旗帜上的口号稍稍改动，写成“咒骂改革开放”，结果就会大不一样，不敢说老老少少倾巢出动，肯定会有无数人出来开骂！这些年积下的怨气有多少，就不必心存幻想了。不过，我还是坚决劝你三思而行，得想清楚：这一类的怨气究竟针对谁？真的是冲着改革开放来的吗？有脑子的人看得更明白：绝大部分是冲着贪官污吏而来的！如果你竟然动员到了如此多的声讨贪官污吏的人，你该知道真犯上弥天大罪了！这岂不是地道的颠覆罪吗？
真的该认真清点一下今天社会成员的状况与意向了，任何志在献身社会——以往那些气魄大的人称为“改造社会”，今天有点不合时宜，换个说法——的人，都免不了要做这件事。改造社会的先行者将这称为“阶级分析”，就如1926年做的那种事，今天听来有点恐怖，没人敢再这样叫了。但实际上是一回事，只是许多名称变了，实质的东西并没有变，无非是讲清楚：这些年，谁得了大利，谁得了中利，谁得了小利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，不说也罢。
那么总体形势如何呢？说出来其实很简单：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，难听一点的说法是既得利益者。这样一来，岂不就定了盘子，还有谁愿意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呢？
不过我还是要说，这样的结论并不靠谱。其所以如此，是上述分析法不可靠，它背离了经典的“阶级分析法”——关键时候还是经典管用啊。不过，略加修正之后就管用了。在今天，仅仅说利益大小并不管用。谁不知道，就是一个小村长的排场，都远超当年的刘文彩了！真正管用的只是“新增净利”。厘清了概念，就大体上可搬来1926年的那些结论了。不过，还是以不说破为好，反正每人心中有数。
我的最终结论，倒是不妨概括一下：
只有极少的人铁了心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去，他们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，但又没有赶上改革开放之后大捞利益的浪潮，还由于种种失意而更加忧愤难当，不得排遣。
也只有极少的人决意奋起继承改革先贤的遗志，他们未必像王健林、马云一样得利多多，很可能清贫如故；只是心中尚存一种理想，认定自己及所有中国人，该有一个更文明的前景，甘愿为此而奋斗。我无意祝福他们，因为祝福无益，他们将注定饱尝艰辛。
至于余下的大多数人，就不必为他们操心了，他们是普天之下最乐观的人，并非他们的通透豁达，而是“随遇而安、无可无不可”的哲学的信奉者！这是一些修炼到家的人，如果你还打算去祝福他们，那么你自己就未免太可怜了，没有人会接受你的祝福。